一个越来越趋于失衡的社会

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在我国早不是什么新闻了。最近，围绕茅于轼先生关于“提高学费和电价”等等“为穷人办事”的“富人主张”，舆论界又刮起一阵抗议旋风，原因便在于此。因为茅先生的主观愿望虽好，但生活重压之下，厉以宁教授口中那些“待富者”早已“穷”得没耐心听下去了。

这便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相对剥夺感”越来越强的失衡现实，这也是中央政府为何在这两年一再强调“社会公平”的根本原因。“节能减排”是实现经济结构升级的当务之急；重建社会公平更是实现社会和谐进步的燃眉之急。而这种公平正如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所言，是要“使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尤其不能让低层的人民绝望。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地域、社群、行业、单位内部等多个层面看到了贫富悬殊的冷酷事实。而近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只不过又告诉我们，除了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国企高管和员工的收入差距等等差距之外，我国13个被统计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最低的“农业”相比，人均工资差距最高已接近6倍；而且，自2002年以后，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已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
我们知道，行业间有一定收入差距是正常的，但“两极分化”却绝对是不正常的。然而，它出现了，而且还在提速分化。也就是说，你在计算机服务或金融行业工作可月入5000—6000，而在“农林牧副渔”行业“为人们服务”就只能月入1000元。而这样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一个收入分配的平均值，实际的分化只能更大。

对此，我们可以具体到一个“单位”内去分析。今年7月，广东省省情调研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便指出，“广东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亏损。”
调查显示，02年国企负责人实际平均薪酬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是12．7倍，03年达到13．6倍，而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收入差距最大的地产行业达到27．6倍。
可以看到，同在国企，同为国企员工，这样的差距便可谓天地之别了，更遑论行业间还存在最大为6倍的巨大差距。

但是众所周知，如此巨大的差距不但会加剧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加剧人际紧张程度，而且长期以往，也会降低基层生产积极性，影响企业生产效率。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会影响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催生人际歧视、单位歧视、行业歧视，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和谐度和生产力。

拿金融业为例，如果金融从业人员整体收入水平是其他行业的数倍而且还在年年强化，那么进入金融业就业便会强化金融业乃至金融教育专业的火爆，而该行业可容纳的从业人数是有限的。如果政府相关部门不以垄断性门槛阻断欲挤入者，那么该行业便长期存在供大于求的人才浪费和教育资源浪费。但垄断，又是市场发展所不能忍受也极易遭受诟病的行为，是违逆改革开放大势的行为。两相碰撞，便会滋生巨大的社会矛盾。再比如，如果把股市投资比作一个行业的话，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悖论，即股民越赚钱，则财富效应越大，加入者便越多，资金供应便越充分，最终便形成脱离基本面的投机行情并最终催生出越来越强的投机思维、越来越大的股市泡沫，到极致时甚至会像日本当年一样，扭曲全社会的价值观。然而，一俟泡沫破裂，这个“行业”便会被整体灼伤，产生“行业”大萧条。

可怕的是，无论从实体行业层面，还是从虚拟经济层面，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的“行业故事”恰恰正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演绎其“正在进行时”，而缺的，只是能遏制这种畸形趋势的“市场正义”和“社会公平”。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有机体，中国社会在各个层面都已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这种极易催生剥夺感的分化趋势使得整个社会机体时刻面临拉美式“断裂”的危险。也就是说，从和谐稳定的理想状态来看，我们离所谓已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还有着巨大的差距甚至愈行愈远。

我以为，这已是转型中国不能继续承受之重，中央政府该痛下决心解决这一矛盾了。否则，一个容易“断裂”的社会机体一旦在某个时点上被撕开口子，那么整个“和谐”大厦便难免会有被撼之危——在当今这个危机四伏的全球化泡沫时代，在今年这个国人充满期待且被泡沫牵引着的奥运之年，这绝不是中国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