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能够如何看待公平？

“公平”是社会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个人对客观现实所作的主观评价。既然是“主观评价”，那么，它就带有“主观感觉”、“心理平衡”等问题。当然，实际上，一个社会“公平”与否，还得以“客观现实”为根本基础和评价标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公平或者说社会公平是“客观现实”与“主观感受”的有机统一。从政治哲学或人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所谓公平或社会公平，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称”或平衡的关系。[1] 　　就目前我们对公平或社会公平的研究状况和资料来看，公平或社会公平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次内涵是国家社会制度、规则的公平、正义；第二层次内涵是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平等，即个人向市场提供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的多少，要与获得的报酬相适应；第三层次内涵是社会个人收入补偿制度的公平和合理，即政府要对个人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和矫正。第一层次是社会基本制度方面的，第二、三层次是属于社会体制方面的。这三级内涵是相互联系的，越是前者越是基础和根本。 　　如前所述，社会公平不只是一种价值规范，就其所反映的内容而言，它还不能脱离事实的客观性，因此社会公平还属于事实判断。那么，社会公平所评判对象的“公平”意义就含有实证分析的内容。它注重人的现实功利要求，追求结果的时效性。人在对象性活动过程中，总是从他自身的利益需要出发而指向客体的，追求客体与主体需要目标的一致性，为此，活动主体更多地关注于行为的结果，寻求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成果的最佳活动方式。 　　一种公平的制度或规则总是“把各人应得的东西归于个人”[2]，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关系双方的条件差距之比与所得差距之比是同一比例。这种均衡的实现，需对关系双方按同一标准（或原则）对待。如在政治生活中，是否拥有与同阶层人相同的权利；在收入分配中，是否与同条件、同等努力的人取得相同的收入。如果同等条件被同等对待就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从这点上看，一种公平的制度或规则，“就相互关系而言，个人有资格享有平等或不平等的相关地位。……其重要的格言常常被格式化为‘同样情况同样对待’（Treat like casesa like）。当然，我们需要对之补上‘不同情况不同对待’（Treat different cases differently）”[3]。因此，我们说公平问题只发生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公平问题的。 　　我们知道“公平正义”一词的使用由来已久，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它主要用来评价人的行为，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公平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譬如说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公平正义的对象或者说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罗尔斯和其哈佛大学同仁诺齐克发起的。政治哲学如果不以政治的规范和价值的观念（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自己的中心关切，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就是以这些观念的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为契机的。现代政治哲学不仅仅要回答政治哲学鼻祖苏格拉底提出的“什么是”（…be）的问题，还要回答ought to be、tobe、willbe即“应然”、“实然”和“将然”的问题。所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并不比古典政治哲学回答得要少要简易，相反它受到如今的各种思潮的挑战与科学大旗的遮掩，更难以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也是当代政治哲学在西方与东方的困境。 　　罗尔斯从洛克、卢梭、康德等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出发，把契约理论推向一个更为抽象的层次，并对当代社会的公平问题作出新的思考。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即公平”，“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10]公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罗尔斯的社会公平观是具有平等主义思想的、重视社会最少受惠成员的公平观，罗尔斯从缔结社会契约的人的原始状态出发，认为处于公平的“无知的面纱”（veil of ignorance）下的人们将选择两条正义原则：第一原则：平等自由原则。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原则确定和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与政治权利；第二原则：经济平等原则。罗尔斯将机会上的均等当作贫困者能获得更多利益并开始赶上富裕者的手段。另外，在坚持机会公正平等、地位和职位开放的基础上，运用差别原则，从社会中甄别出最少受惠者，使之得到补偿，这样才能使穷人和社会不幸者的生活条件得到最大的改善，逐步缩小社会的不平等。[11] 　　　通过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社会公平理论之争，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公平其实有以下两种理解：第一，社会公平即结果的平等，即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的均等。但是收入的均等程度指的仅仅是以人均货币收入或家庭货币收入来表示的收入状况，它既不反映财富的占有状况和全部福利的分配状况，也不能据此作出对社会公平的直接价值判断，收入均等程度高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平程度高。第二，市场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中占据重要地位。市场公平其实包括“市场内公平”与“市场外公平”。而“市场内公平”是指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跟罗尔斯的“自由优先权”和机会优先原则与差别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权利平等即各种劳动主体和投资主体在市场上地位平等、公平竞争，人们进入市场不受任何社会歧视或享有任何特权，并且在市场上通过竞争机制达到“奖勤罚懒”、“奖优汰劣”。机会平等应理解为“获取收入和财产的机会均等”[15]。“市场内公平”意味着，在现存经济价值所有权的分配中，决定一个人获得相对份额的主要是个人的努力和机会选择等“自致”(Achieved)因素，而不是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赋”(Ascribed)因素，只要存在资源的稀缺性，这种“平等”就有其“福利最大化”的“工具合理性”。“市场外公平”则是在“市场失效”时所需要的一种公平状态。由于个人在禀赋和能力上的差异，即使给予每个人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机会，也不能够保证他们在获胜机会上拥有平等的起点，某些“先赋”条件的差异已经决定了竞争初始位置的不平等。也就是说，机会平等中仍包含着差别和不平等。詹姆斯·M.布坎南曾指出：“起点平等即使作为一种理想，也不真正意味着一个人在进入每个竞争时在所有四个因素中(指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与其他人都平等。”[16]因此，需要政府采取手段和措施来保证市场外公平，把由于个人禀赋和能力的差异所造成的起点的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抑富济贫”。如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工资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来调节利益差距，进行社会福利的二次分配，使在市场上竞争无力或竞争失败者具有起码的生存保障和发展的机会。市场公平的两个部分看起来难以协调，但是，只要两者所调节的领域不发生混淆，二者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统一。其实，“市场外公平”是确保“市场内公平”的重要条件，“市场外公平”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市场公平作出校正和补充。由是观之，社会公平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抑或是一个简单的收入分配概念，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此，不能把社会公平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涉及到收入的分配、财富的占有、一些基本自由权力和权利（如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和选择）的获得、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状况等方方面面，一句话，它涉及到全部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的配置。并且，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指发展机会的平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发展机会(如教育、就业等)的权利不应当受到家庭背景、性别、种族、身份和资本占有状况的影响。发展机会的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