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再探源

知来处，方知去处。如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所言，“面对各种议论，我们需要静心梳理已经走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去，才能更明晰它的现在，明晰它的现在才能正确地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道路。”

　　事非经过不知难。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指出，“1990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很明确，而且坚持了我们的看法。”

　　重温那段历史，最令人感慨唏嘘的是国家体改委的历史功绩及其多舛的命运。

　　陈锦华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认为，中央决心设立体改委这个机构是正确的，因为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有权力、有利益的部门都不想让步，都要别人改，自己不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超脱于权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门来研究、协调、仲裁、推动。

　　对国家体改委的命运，陈锦华也颇感遗憾，“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得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人们怀念国家体改委，不仅仅是出于对一个机构的感佩，而且是对当年那种知难而进，锐意进取，能够“超脱于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改革氛围的怀念。

　　在高尚全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功走过“目标探索”和“框架构建”阶段，目前正处于“体制完善”的阶段。

　　换言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当前关于改革的目标与路径，主流精英间的共识大于分歧，所缺的唯有改革决心，其关键瓶颈在于当改革者越来越成为改革对象时如何自处。

　　高尚全指出，中国的改革绝不可能走回头路，防止倒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回应各种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疑。他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最终勾勒出民众幸福自由、社会和谐安康、国家繁荣昌盛的光明未来。

　　为政者当见贤思齐，不负时代重托。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已经成功走过“目标探索”和“框架构建”阶段，正处于“体制完善”的阶段。中国的改革绝不可能走回头路，防止倒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回应各种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经过15年改革的艰难探索，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又经过20年的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事实早已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一条康庄大道。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改革重心长期聚焦在经济发展领域，思想解放的深度还没有更有力地触及到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内因和政治体制中去，毫无经验可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难免存在一些疏漏和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看法和主张又开始骚动。

　　有的人只看到成绩，忽略了问题，认为当前的情况已经完美，不需要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并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和金融危机情况下，作为应急措施的政府主导和市场管控笼统归结为“中国模式”加以宣扬。有的人只看到问题，忽略了成绩，将市场经济和配套体制改革不完善情况下产生的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环境破坏等问题归咎于改革和市场经济本身，鼓吹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在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这样的杂音更加甚嚣尘上，改革似乎再一次到了选择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

　　面对各种议论，我们需要静心梳理已经走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去，才能更明晰它的现在，明晰它的现在才能正确地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道路。总的来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的，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和“体制完善”三个阶段，我们已经成功走过“目标探索”和“框架构建”阶段，目前正处于“体制完善”的阶段。

　　改革的目标探索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开始，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在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一些地区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推广到全国。在企业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在财税体制方面，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流通体制方面，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培育农产品市场。1980年，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随着改革取得巨大成绩和人们对推进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宏观管理体制方面，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同时，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开辟了一批经济开放区。

　　这个阶段改革的显著特征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规律不断扩大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范围，计划和行政命令则逐渐收缩管控范围，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每一步迈进都使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使整个社会都充满活力。不过，改革措施虽然看似行云流水，但改革的推进却并非一帆风顺，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立的商品经济、“七五计划”大幅缩小指令性计划、十三大报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等几个关键节点都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商品经济、股份制等等都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专有，而取消指令性计划一度被攻击为颠覆社会主义。在当时这么困难的思想认识条件下，改革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得益于几个方面：

　　1.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理论上的争议和政策上的分歧都不会动辄因政治标签而被否定，大胆地试点实践为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

　　2.上下一心的改革共识推动了改革的快速推进。改革之前几近崩溃的国民经济和混乱的社会状态使所有人都认识到改革是唯一出路，即便在改革的具体政策、力度等方面存在分歧，但改革是最大的共识。改革又惠及全体民众，从农村先行启动的改革迅速解决了粮食紧张的问题，随后跟进的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从干部到群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改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改革热情。

　　3.宽松的舆论氛围使改革的理论探讨敢于突破禁区，主流媒体敢于刊发争议性的内容，许多优秀的改革论著不断出现在各种报章上，冲击旧的禁锢，解放思想，激发人的创新能力，使各方面的改革迅速完成理论上的准备。

　　4.高层领导具有坚定的改革决心和魄力。改革探索过程中迈过几个阻力极大的关键节点，与他们的坚定支持是分不开的。“商品经济”曾经五易其稿都未能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如果不是当时几位领导人下定决心，“商品经济”就出不来。他们改革的魄力也是空前的，莫干山会议上青年人的建议、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的分析都被当时的领导集体采纳接受，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