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顾炎武

二、道德沦丧

　　道德沦丧是亡国的另一重要原因。顾炎武在《廉耻》一文中指出：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为此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救亡思想。他指出：“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所谓“博学于文”，就是要研究社会历史和现状，“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世之务”，（任本31），明道救世，经世致用，抛弃宋明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所谓“明道救世”，“经世致用”，就是拯救民族危亡。

　　“行己有耻”，是强调做人讲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

　　什么叫“耻”？他指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因此他认为，民族大义高于一切。那些投降清朝贵族的人是“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是软骨头，是出卖民族的败类，是“阉然媚於世者”，是最无耻之人。他号召没一个国人讲廉耻，讲民族气节，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他指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是所谓的败义伤教，即伦理道德的沦丧。而在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而最无耻的就是“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背叛民族立场、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他把士大夫之变节行为，称为“国耻”。

　　因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说民族兴亡，匹夫有责。他号召没一个国人，都要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不要卑躬屈膝当亡国奴。

　　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自顺治八年至金陵初次拜谒明太祖的孝陵后，他先后十次在钟山脚下跪拜明代开国皇帝的陵寝，在北方拜谒十三陵，特别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思陵。他用这种行为方式，坚定并磨砺自己的反清复明的意志。

　　他牢记母亲的临终遗言，拒绝征召，也不接受康熙的招抚去参修明史。康熙时大学士熊赐履主明史馆，荐修《明史》，以死辞之。后清廷特开博学鸿词科，以怀柔政策安抚明朝遗贤，当道有人欲以为荐，顾炎武致书云：“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毋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出矣。”又云：“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大节不亏，正气凛然，永远拒绝这个异族政权。

　　他以松柏精神自况。他说“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自顾炎武离开家乡，在外面飘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再回过昆山，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他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遥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后，慨叹时事，回忆往昔，终于痛哭失声，颇见真情。山河碎，鸳鸯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处，也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吧，因为他在家与国中，坚定地选择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