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希望告别传统加工模式 饲料大王欲造养殖产业链

地处北纬29度的四川乐山，四季分明，雨量丰沛，年平均气温在16.5至18.0度之间。在大渡河蜿蜒而过，大凉山与四川盆地接壤处的沙湾区清坪村，有个一面靠山、三面临水的幽静之处，其间伫立着6栋错落的楼房。居民是一群猪。小楼的一侧安装有升降机，仔猪坐电梯入住猪舍，成猪坐电梯出栏。2004年，在当地做生意的黄力将原本是水电站的职工宿舍楼改造成猪舍。看起来很奢侈，但这是值得的。2008年待宰活猪的价格曾经飙升至每公斤15.35元，若以此计算，年出栏6000头生猪的黄年收入近千万元。黄一举还清了170万元的贷款，还买了几辆汽车，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

　　长期以来，猪肉占中国人肉食的比例超过八成，作为最基础、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猪肉曾与小麦一道成为2007年年底通货膨胀的急先锋。随着猪肉产业链上的利润越来越向生猪饲养集中，中国畜牧业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为分散的生猪饲养产业化时机也因此到来。中国有雨润、双汇、金锣这些年屠宰、加工均在千万头生猪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但囿于地域限制，在生猪饲养上却没有全国性企业。基于此，生猪饲养的规模化堪称是中国畜牧业能否真正产业化的试金石。

　　黄力所在的乐山市是养猪业的天然温床。即使在享有“四川猪、安天下”的四川，乐山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比重也比四川省平均值高10个百分点，2007年乐山出栏生猪达403万头，足可以满足北京市1年的猪肉需求。2008年，中央财政给予每头母猪50元的直接补贴，并统筹地方财政负担生猪保险保费的80%，这极大激发了农民的养猪热情。猪肉价格长达1年多居于历史高位，巨大的财富聚合让原本徘徊在主流商业视线之外的养猪业瞬间成为资本的吸水泵。

　　离小楼不远的地方，是2008年11月刚刚改造完成的新式楼房猪舍，大约2400头海波尔种猪将于2009年入住。比黄的猪更为奢侈，这些猪在怀孕、产子期间，都要乘电梯到特设的房间（如妊娠舍、分娩舍、保育舍）“休养”。整个项目预计总投资3500万元。新猪舍的主人之一是赫赫有名的四川新希望集团。

　　新希望的行动并不孤单。2008年7月，国内最大的食品生产商中粮集团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和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SFD)4.95％的股份。中粮表示，SFD在生猪养殖到肉制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经验，将帮助中粮进入生猪领域，并达成生猪产业链发展的远景目标；生猪屠宰将达到2000万头的中国猪肉加工企业三巨头之一的江苏雨润表示，将在2010年开始涉足生猪养殖；为了规避上游猪肉价格高涨带来的利润损失，中国生猪加工业的龙头企业双汇也已经投资建设一个年出栏20万头的养猪场。

　　乐山市政府也正在图谋更大的畜牧业布局，他们认为，乐山市的生猪养殖规模完全可以再提高一倍—乐山市将有更多的养猪专业村，更多的农民不再靠几亩田生活。若政府决心推动，这并非难事—自1978年开始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同时并行的一条政策暗线是鼓励土地集约化经营，全国各地乡镇一级政府曾推动建立各种各样的苹果、中药、养殖专业村。

　　但始终有一个问题令热衷集约化的政府官员头疼—农产品频繁陷入价格高涨—农民进入—丰收——价格回落的怪圈中来。政府既无力阻止农民在价格高涨时蜂拥而入，也无法敏锐判断市场行情的变化。这致使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中所描绘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丰年成灾的故事不断上演。

　　“猪肉的价格波动通常以18个月为一个周期，谁也不能对抗这个规律。”黄力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周期：在入行最初的两年里，猪肉价格行情一路走低，黄力几乎亏掉家底，并一度想退出这个看起来糟糕透顶的行业。现在他似乎又看到了周期来临的信号—猪肉价格高企和国家的直接补贴会加速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也同时预示着猪肉价格谷底的来临。若此，整体养殖规模虽大，但散落于各处的个体养殖者往往损失惨重。

无处不在的“合伙人”

　　200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从长安街到人民大会堂短短5分钟的路程，刘永好走了1个多小时，记者把他围住反复追问：猪肉价格为什么这么高？此时的刘永好已经从“饲料大王”，变成人所共知的“养猪大王”。

　　2005年4月新希望收购山东六合集团50%股权，后者的几十个饲养、屠宰以及兽药公司一举填充了新希望饲料和食品加工之间的断层。新希望后又将主营屠宰生猪和肉制品生产经营的北京千禧鹤公司收归旗下。至此，四川新希望集团已覆盖生猪的养殖、饲料、兽药、屠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刘永好试图把新希望从简单的饲料供应商发展成为养殖产业链的运营商，由新希望在各个环节上充当养殖者的“合伙人”。